《——·前言·——》

嘉靖即位之初，几乎没人相信他能稳固这个帝位。然而，三年后，他用180根命杖亲自向天下宣告，谁才是这个国度的真正天子。

1521年，明武宗朱厚照突然驾崩，未留后嗣，皇宫一度陷入沉寂，京城之中无一人敢作声。第二天，内阁首辅杨廷和召集六部九卿，决定立兴献王之子朱厚熜继位，承接大统。这个决定出自内阁，而非太后、宗室或百官之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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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厚熜并非嫡长子，他是朱祐杬之子，原本被封藩在外。尽管在宗法上，他有继位的资格，但从礼制来看，他必须断绝与生父的关系，并由孝宗皇帝过继为子，这一过程被称作“继统”。

问题出在这个“继统”上。朱厚熜进京后，住进奉天殿，显然不愿接受这一安排。“我爹是我爹，凭什么你们说改就改。”这话在他背后传出，虽无任何人敢反驳，但显然，争斗才刚刚开始。

1522年春，礼部草拟诏书，称他为“皇侄”。朱厚熜在御座上看了半个时辰，始终未作批示，也没有言语斥责，只留下一句：“改了再送。”第二天，礼部尚书毛纪请求辞职，因不愿改变称谓且拒绝下跪，三天后，他便被罢免。接下来的三个月里，五十多名大臣上疏，反复强调祖制，杨廷和亲自撰写奏疏，明确表示：“承大统者，必须承宗祧，不可有私。”嘉靖对此并未回应，外界传闻，皇帝的日常不过是读书、抄经、祭拜父亲——但祭拜的不是孝宗，而是兴献王。

1523年，嘉靖终于忍无可忍，指派张璁和桂萼起草新的诏书，称生父为“皇考”，这一步等同于推翻了明朝开国时所设定的礼制。杨廷和不断进言：“不可私父称皇。”而朱厚熜只是默然不语，命他“退下休养”，这实际上是公开罢黜相国的动作。

外表平静，实际上文官集团已经彻底分裂。以杨廷和、夏言、杨慎为首的一派坚持“皇统优先”；以张璁、桂萼为代表的新党则支持嘉靖。所有人都知道，这场争斗决不会止步于文字间。

1524年七月，朱厚熜发布一道圣旨，宣布生父兴献王为“睿宗献皇帝”，母亲为“章圣皇太后”，并命太庙供奉祭祀，享受香火。此举无疑是宣战。第二天，给事中史孟麟上疏反对，嘉靖默然批示：“不准。”随后，数十份奏折送达奉天殿，反对的声音几乎没有一封得到支持。七月十四日，左顺门外，满地的文官们跪倒，220多人整齐地匍匐在地，杨慎高声喊道：“陛下当以天下为重，不可悖祖训！”数十人紧随其后高喊“孝宗皇帝”，声泪俱下。

禁军和太监无人敢阻止，只得默默在旁。有人悄声提醒：“不可喊孝宗名讳。”杨慎回应道：“若不喊，谁来听？”

当天中午，朱厚熜登殿，未曾言语，只命人拉下帘子，独自坐在帘后，听了整整五个时辰。傍晚时分，诏令下达：“四品以上，停职待命；五品以下，交锦衣卫处理。”

这命令像寒风一般冷酷，犹如一道冰封的铁令。锦衣卫连夜行动，王元春带兵冲入左顺门，命百官分列跪伏，宣旨之后，按命行刑。大雨突然倾泻而下，泥水与血水混杂，脚印与尸体交织，现场惨烈无比。命杖不再是木制，而是铁皮包裹的重型刑具。随着一声声碎骨的声音，铁棒落下，直至第九十棍，脊背凹陷，血肉模糊。共计180余人被杖责，17人当场死亡，尸体堆积在东华门外，直到深夜才被运走。

杨慎满脸血迹，牙齿尽落，昏迷三日后被流放至云南，史称“折骨如薪，十不活一”。这一夜，所有反对的声音彻底消失。朱厚熜冷冷地宣布：“从今日起，不许再言礼议。”

左顺门血案后，朝堂上三天无人敢言政，没人再敢跪伏。七月二十五日，张璁与桂萼进殿，奏请：“太庙祭典已备，请定献皇帝庙号。”嘉靖点头，仅说一词：“睿宗。” 八月初七，太庙为新主设立一室，挂上匾额，开始供奉，史书也修改为：“世宗睿皇帝承统”。

自此，明朝定制了新的帝王规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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